程 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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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伐利亚地区最著名的节日 “慕尼黑啤酒节（Oktoberfest）” 最后两天，虽然下着雨，参与者的热情丝毫未减。地铁上满是穿着传统服饰 Dirndl 或 Ledehosen、谈笑音量远大于平时的人群。但同在地铁上的 Leila，却没有任何心情享受节日氛围。

Leila 是我在大学相识的一位朋友，在近两年前时离开伊朗来到慕尼黑。在她的故乡所发生的头巾事件，近来一直占据着她的情绪与思绪：9月16日，一位22岁名叫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的伊朗女性因为没有足够 “规范” 地佩戴头巾而被宗教警察逮捕并殴打致死。这起事件随即激起伊朗民众的悲伤与愤怒，大规模、全国性的抗议也持续至今，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玛莎遇害所激发的一切，迅速占据了 Leila 的生活重心。每天她都会收到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向她讲述惊险而震撼的经历：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家人间会互相劝说对方不要参与，但这一次，她的一位朋友竟然和母亲一齐走上了街头；在一次抗议中，人群遭到了警方的暴力对待，那条街上的居民随即纷纷打开家门邀请抗议者进入家中躲藏，哪怕这意味着自己也会被暴力手段波及.......一些曾经从来不敢公开表示的朋友们也开始参与进来，令她意识到这场运动从规模、影响和韧性的与众不同： “这次真的不一样了”。

此刻的 Leila 与欢庆节日的人群坐在同一趟地铁上，她的目的地是位于慕尼黑市中心不远处的一场声援抗议。

“我在伊朗长大”

对于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残酷对待，是伊朗近几十年以来的常态。虽然有时会激发一定规模的抗议，但往往不久之后就在强压下重新安静下来。作为一个只能通过外界报道了解伊朗的人，我自然会发出疑问：玛莎的遭遇究竟有何不同寻常之处，以至于引发如此剧烈的 “蝴蝶效应”？

在身为 “局内人” 的 Leila 看来，原因恰恰在于玛莎这个女孩是 “寻常” 的，她们都可能是玛莎，她的结局极有可能落在每一个年轻伊朗女性身上。这起悲剧点燃了所有伊朗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过的绝望感，这种绝望就叫作 “身为女性的不自由”。

Leila 向我展示了一张自己小学入学时的照片：当时的她仅有七岁，却已经必须要佩戴头巾甚至遮住面部边缘才被允许上学。在学校里，她和女同学们仅能穿着足够 “得体” 的衣物，不能化妆，不能带首饰，不能涂指甲油，不能反驳甚至质疑神学老师的说法。她成为工程师的理想，自然也是得不到鼓励和支持 （伊朗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仅为 14% ） 。

对于这里的女孩们来说，教育系统很大程度上就是专门用来内化规训的，规训她们的身体、头脑和人生。只有遵守这些要求才不会被社会评价为 “荡妇”，而制定、执行这些规训的伊朗最高权威 “阿亚图拉” 则是不容置疑的、先知一样的存在。

离开伊朗来到德国以后，在很多细小的日常时刻里，Leila 被深深触动了。进入大学校园时，她再也不需要在门口停下被检查是否得体地佩戴了头巾；看到身边人在衣着、妆容以及对自己性别身份的探索可以如此丰富而大胆，更不会因自己的性别就认定某个理想、追求断然与自己无缘。

在学校放学的钟点，地铁上会有成群的中学生。每每看到，Leila 总会心生羡慕： 他们的衣着与日常，他们身上的自信、自由和舒展，是当年的自己所无法想象的。“原来不以规训为目的的教育，可以是这个样子”。

“身处的常态，其实并不正常”

在伊朗，女性是被囿于家门以内的，不能工作、社交，一切 “代表家庭” 的任务要由丈夫完成。Leila 曾目睹在一次和邻居的争执中，对方直接对自己的母亲说：“我不希望跟你谈事情，请叫你家中的男人出来”。

幸运的是，Leila 成长在一个观念足够自由的家庭，得以在一个压迫性系统之下给予她许多保护。她的父亲鼓励子女质疑这些规训和打压，而她的母亲 —— 在一个为职业女性设下重重枷锁的国家里成为了一名医生 —— 更可以说是她的榜样，令她从未怀疑过自己实现未来的可能性。

但这种保护毕竟是有限的。即便在家庭内部实现了小小的反抗，这种共识显然无法超出家门之外。Leila 告诉我，在她的同龄人中，一部分人接受了这种对规训的内化，而另一部分则像自己一样，意识到身处的常态 “并不正常”，同时又深知改变无望，从而陷入政治性抑郁的状态里。加上近几年来伊朗经济状态的恶化，“支撑家庭” 这一支持许多人的唯一动力也越来越难实现。

2017年总统大选正值她达到投票年龄，她将自己的第一次选票投给了素有改革者名声的鲁哈尼 （Hassan Rouhani） ，而一向会作类似选择的父亲，却第一次没有投票。原因是他终于意识到这些所谓的选择其实并没有带来丝毫改变的可能，反而给这场政治表演徒增了正当性。

三年后，Leila 终于理解了当年父亲的心情。2020年年初 乌航752坠机事件，是一个令 Leila 对伊朗现状彻底失去希望的瞬间。 这架客机在从德黑兰起飞几分钟内被伊朗革命卫队 （IRGC） 误认为是导弹而击落，机上176人全部遇难。 当时正值北美学校的圣诞新年假期结束，机上许多人都是即将转机前往加拿大读书、生活或是去看望家人的伊朗人。Leila 就有一位朋友本计划搭乘这架航班，因临时改签才逃过一劫。

她还记得当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遇难者的爸爸在辨认遗体时无数次喊着自己女儿的名字。这令她感到心碎，而更令她愤怒的是，伊朗官方不仅没有为此表示任何歉意，反而试图掩盖事实、拒绝承担责任，还用暴力来回应普通人表达的悲痛和愤慨。

积蓄已久的压抑只需一个小小的燃点。即便已经遵守了从小到大来自四面八方的规训，即便已经被迫度过一个毫无色彩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即便除了保护家人以外已经不敢对生活抱有任何其他精神期望，自己还是可能因为登上一架航班、因为身处 “错误” 的人群中、因露出面部或头发而失去生命。

可普通人对此又能做什么呢？在对于政治生态的失望、愈发固化的生活常态以及无路可走的现实里，Leila 一代的出口究竟在哪里？

“那些年龄相仿的人所拥有的自由”

Leila 犹记得，童年时家人是如何想法设法地给还是孩子的自己购买迪士尼动画光盘，等她长大后，这些文化产品已随着互联网普及唾手可得。当今互联网俨然成为影响伊朗年轻一代的最大变量，这不仅意味着他们能够实时追踪世界范围内最热门的流行文化，更能以此为连结，看到自己从未想象过的可能性。“当一个伊朗年轻人喜欢上 ‘防弹少年团’，并加入一个有世界各地粉丝的社群以后，TA 就很容易意识到，无数年龄相仿的人都在拥有什么 —— 和自己有天壤之别的经历、自由，以及更重要的，通过公共参与来争取和捍卫它们的权利。”

这次波及全球的抗议行动背后，无疑也有互联网力量的助推：平日里，社交媒体上如 “对比1979年前和今日女性穿衣风格” 或调侃阿亚图拉官方宣传的 meme，就是年轻一代人愈发大胆公共参与的痕迹；在玛莎去世后，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社媒 tag （#MahsaAmini）迅速将人们的愤怒 “整合” 为一场有规模的运动；无数年轻人将自己在教室黑板写下口号、摘掉头巾甚至剪掉头发等抗议形式上传到社交媒体，以展示勇气和决心；许多在随后抗议中遇害的年轻人都拥有自己的 YouTube 或 TikTok，他们生前充满活力、生机和希望的生活片段，又成为凝聚其他人抗争的节点；他们还将包括如《Another Love》、《Bella Ciao》等在内的流行文化元素融入自己的抗争中，令之具有全球化的传播属性；而对如马西赫·阿利内贾德（Masih Alinejad）等身在海外的活动人士来说，社交媒体也是他们扩大抗争影响力的有力工具。

抗议标语往往是线上与线下高度同步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一代伊朗人的集结性和凝聚性，对比其父辈的政治参与方式，变得如此直观、简单、去中心化。当无数同样的声音汇聚起来的时候，他们突然意识到，“已经没有什么比我们既有的日常更糟糕了，那我们还需要害怕什么呢？”

“为了她与她们，也为了所有人”

十月初的某一天，慕尼黑正下着雨。 位于当地两所著名大学中间的广场上，很快聚集起规模不小的人群。绝大多数都是伊朗裔，既有已在德国生活多年的伊朗裔德国人，也有和 Leila 一样的学生。有人手持一个巨大的标语，写着 “You f*cked with the wrong generation” —— 就像 Leila 此前向我解释的那样，年轻一代寻求改变的决心一览无余。

抗议在雨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期间一直有新的参与者加入。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人群唱起的一首名为《Baraye…》 （《为了……》） 的歌。这首歌是由无数伊朗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的对国家的愿景所 “拼” 成的。Leila 给我逐句解释着波斯语歌词的意思和其中背后的特殊语境：

“为了我们可以不怀恐惧地在街上亲吻恋人”

“为了人们不再需要因贫穷而在孩子面前感到羞耻” （来自于一个视频中因无法满足孩子得到一辆自行车的愿望而羞愧的贫穷父亲）

“为了靠捡拾垃圾为生的孩子们” （来自一个视频中，一个靠捡拾垃圾为生的孩子被问到他有什么愿望，但他却根本无法理解 “愿望” 这个词的含义）

“为了一遍遍呼喊着女儿名字的父亲” （这位女儿是乌航752的乘客，她的父亲寻找女儿遗体时一遍遍呼唤她名字的镜头打动了无数人。 这场抗议的组织者之一，正是一个乌航752受害者家属组织）

“为了每个希望自己能成为男孩的小女孩们” （即使对于在自由家庭长大的 Leila，这种感觉也并不陌生，比如当她喜欢足球却因为女孩的身份无法付诸现实时）

“为了我的姐妹，你的姐妹，我们的姐妹”

“为了女性，生命，自由” （这是这场运动中最有力、最著名的一句口号）